親人被抓,如何“救援”?大數據出奇效

時間:2020-03-01 來源: 作者:李靖宇 瀏覽: 打印 字號:T|T
  新冠病毒肆虐神州大地,相信大家在“自我隔離”中都已經瀕臨崩潰。這時候可能更能體會“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深意,更能感知孫悟空被壓五行山500年的抓狂。再想一想看守所里每一個被羈押而失去自由的人,方知鐵窗內外,同一片藍天,不一個世界的真諦。

  每一個身陷囹圄的人最期待的一定是恢復自由身,委托律師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辯護人能把自己救出去。所謂“救援”,在司法實踐中實質上就是辯護人在法律允許的框架下,經過努力和幫助,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解除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羈押狀態,改為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亦或者直接撤銷案件,并予以釋放。

  “救援”講究天時、地利、人和。這個天時就是“37天黃金救援期”!刑事辯護律師習慣于把自犯罪嫌疑人刑拘之日起至人民檢察院決定是否批準逮捕的那段期間(理論上最長為37天),稱為“37天黃金救援期”。言外之意,這37天的辯護對當事人、對律師是極其重要的,這段期間律師是否介入、介入后是否真正開展了有效辯護的工作,對于整個案情走向都起著關鍵性作用。

  基于筆者最近承辦的,通過大數據成功“救援”的兩起案件(盜竊罪和虛假訴訟罪),我們來聊一聊“37天黃金救援期”,刑辯律師如何利用大數據把人“救”出來。

  為何“37天黃金救援期”如此重要

  (一)黃金37天的具體指向是什么

  黃金37天,即法定的最長刑事拘留期間,包含偵查機關的30天刑拘期和檢察院審查逮捕部門(偵查監督科)的7天審查逮捕期。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會經歷37天的最長刑拘期。根據刑訴法有關規定,只有對于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逮捕的時間才可以延長至30日。一般情況下,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的3日以內就要提請檢察院審查逮捕。特殊情況下,也只能延長1日至4日。

  (二)黃金37天內,身陷囹圄的人迫切須要什么

  通常情況下,被刑事拘留都是突發事件。進入看守所后的人不論是心理還是身體都會短時間難以適應看守所的環境。所以迫切需要見到辯護律師,一方面對其進行一定得心里輔導和安慰,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要解決一些“剛需問題”,例如:

  1.是否理解自己涉嫌罪名的內涵,量刑幅度、相關訴訟程序以及與相似罪名的界限、區別;

  2.是否遭遇毆打、指供、誘供、威脅、疲勞審訊;

  3.是否明白所享有的各項權利。比如必須看清筆錄再簽字,可以提出修改不一致的筆錄內容等;

  4.是否清楚在如實供述和辯解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陳述的內容以及形成的筆錄對自己最有利;

  5.是否遭受牢頭獄霸的欺辱、帶班管教的不公正待遇等;

  6.是否須要存錢,存衣物等。

  7.告知其家中近況,防止不必要的焦慮。

  以上種種。

  切記:刑事案件無小事!親人被采取強制措施的那一刻起,意味著很多專業性的問題咱們老百姓是處理不了的!有些親朋好友口中所謂的:“案子小,不用聘請律師。”這種忽悠且不負責任的話,一定要正確辨識!再加上時間不可逆,訴訟程序不可逆,一旦錯過,后悔終身。“貽誤戰機”肯定會給后續的辯護和救援帶來難以想象的難度。

  (三)黃金37天兵貴神速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辯解在中國的司法秩序中主要體現為一種叫“筆錄”的材料。這個材料要作為證據使用,遵循著印證的證明規則。通俗的講,就是嫌疑人多次的筆錄在細節和關鍵事實上要能夠相互印證。這樣的多份相互印證的筆錄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我們所說的“呈堂證供”。

  在嫌疑人被刑拘后,偵查人員很快就會到看守所依法提訊。在這個過程中,有的嫌疑人緊張的不知所措,反而供述的內容與事實背道而馳,辯解也不到位。有的嫌疑人對于自己詞不達意的表述在法律上的評價更是模棱兩可,因此落實到筆錄上的時候與本意也就南轅北轍了。這樣的情況可以說是極其常見的。因此,辯護人在接受委托后,能夠在偵查人員提訊嫌疑人之前會見到嫌疑人,對于其享有的法律賦予的權利和合法、合規的應對策略進行全面的梳理和輔導就變得尤為關鍵和必要。可以說這個時候是辯護人在和偵查人員搶時間,要講求兵貴神速。

  (四)辯護人扎實、全面、細致的工作是“救援”的抓手

  辯護人在偵查階段接受委托后,如果工作到位,理論上能和偵查機關就是否對嫌疑人予以取保候審交換意見、能和檢察機關就是否批準逮捕嫌疑人交換意見。嫌疑人被逮捕后,辯護人還能和檢察機關就羈押犯罪嫌疑人的必要性交換意見。因此,過程中存在著非常多的“救援”的機會。在目前“捕訴合一”的背景下,這37天的“救援”工作可以說是整個刑事案件走向的分水嶺,我們還是把目光聚焦在這37以內。因此,這個“救援”的抓手就是律師提交給偵查機關的《取保候審申請書》(當然還有《建議不呈請逮捕的意見》、《建議撤銷案件的意見》等相關溝通事項,此處不再贅述)和提交給檢察機關的《不予批準逮捕申請書》。

  那么上述兩份由辯護人撰寫并提交的且至關重要的申請書能夠傳遞給司法機關什么信息決定了“救援”能否順利進行。那么撰寫法律意見的基石是什么?

  1.辯護人在會見嫌疑人后獲取的第一手案件事實信息(當事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當事人是否存在社會危險性和是否具備有利量刑情節等多方面因素);

  2.辯護人向嫌疑人家屬了解到的案情相關信息;

  3.辯護人與偵查機關具體偵辦警官溝通后掌握的情況;

  4.詳實的法律、司法解釋研究;

  5.相關案例的搜索、整理工作等。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以上扎實、全面、細致的工作打基礎,大數據也僅僅就是數據而已,難以起到“救援”的功效。所以,辯護人扎實、全面、細致的工作是“救援”的抓手。

  什么樣的大數據才能有效“救”人

  在以上列舉具體工作中,對于案例的搜集和整理往往被很多律師忽略,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所作努力會“石沉大海”。其實我想說,這是一種嚴重的偏見和誤解!在偵查階段的至少前15天左右,偵辯雙方對案件的把握基本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也就是說,偵查機關也可能并非十分確信案件就一定能批準逮捕。因此,辯護律師主動出擊,對偵查人員施加對嫌疑人有利的影響完全有可能改變案件的走向。

  一個刑事案件在高概率情況下會進入法院審判階段,偵查、檢察機關很大程度上也在做著把案件送入審判階段的工作。而司法案例意味著確定的裁判思路,其中包含的信息十分豐富。法官的裁判思路和傾向性(同一個法院,甚至是同一個法官在經年累月的審理同類案件的過程中,對于案件的裁判一定是有規律可循的)就蘊含其中,這些信息一定是能夠反向給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形成有效影響的。這個時候辯護律師其實就是充當了承辦警官和承辦檢察官助理的角色。律師把“助理工作”做到極致,那么把人“救”出來就會水到渠成。常規做法通常是把對自己當事人有利的三五個案件的裁判文書篩選出來,附在律師意見后提交司法機關,但往往效果不佳。因為如此呈現的三五個案件會讓司法工作人員感覺這樣的裁判仍是少數,是個例!不能形成對于趨勢的認同感和深刻、有效的影響。另外,將未經深加工的案例采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形式呈現出來,辦案人員也抓不到你想表達的重點。因此,首先要增加案例廣度,著重關注最高院的指導性案例;其次,深化案例拆分深度,將裁判依據拆解到極致。這就是獲取大數據的具體方案;最后,將在辦案件中所拆分出的關鍵事實與搜集整理案例拆分所得事實形成的數據對應,就形成了能“救援”的大數據。

  2019年,我承辦了一起北京市朝陽區的盜竊罪案。接受委托經過會見后我發現委托人確實實施了犯罪行為,其本人也愿意認罪認罰。對于這類輕罪案件,在事實上不存在較大爭議的情況下,從量刑的角度及早的申請取保候審是重點。因為這類案件可捕可不捕,即便在同一個辦案人員的手里有時候也會存在針對細微事實差別“手重”或者“手輕”的情況。因此,辯護人突破常規的申請取保候審的理由,獨辟蹊徑,就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這個“蹊徑”就是大數據。

  我在研究了這個盜竊案的相關事實后,選取了近百個朝陽區人民法院近年來作出的司法判例作為分析對象。并且把事實拆分為:1.涉案金額;2.是否采用速裁程序;3.嫌疑人戶籍所在地;4.是否為初犯;5.是否有自首情節;6.是否如實供述;7.是否認罪認罰;8.是否賠償被害人;9.是否決定取保候審;10.量刑情況。十項核心事實。這樣,做到了廣度和深度的并重,形成了以下大數據表格。
  附圖1,為筆者承辦該盜竊罪案工作中形成的大數據表格中的一部分

  當我在把打印了足足近百頁A4紙的篩選出的數據和案例分析作為《取保候審申請書》的附件提交到承辦警官手里的時候,警官操著一口標準北京腔玩笑說:“嚯!這申請真瓷實!少見,啊!”我想,這樣的感觀一定能引起他們的重視吧。果不其然,效果驚艷!不僅成功的將嫌疑人“救”了出來,且其還是本案同一批拘留的嫌疑人中唯一一個被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的。

  還是在2019年,我承辦了一起河北省唐山市的涉嫌虛假訴訟罪的案件,這起案件是在嫌疑人被刑事拘留的第30天委托我的,因為之前家屬自信人能在第30天放出來。30天過后,家屬見拘留所遲遲沒有放人,這才著急委托律師營救。臨危受命,我的工作的重點當然是積極與檢察機關的溝通。在捕訴合一的背景下,是否批準逮捕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案件的走向。

  在有限的7天時間內(一般而言,最后兩天應該屬于承辦檢察官向上級主管領導的匯報時間,律師的辯護意見也可能在匯報范圍之列,所以留給辯護律師其實只有5天時間),我緊急會見了嫌疑人。嫌疑人情緒波動非常大,兩句話就會哭的無法正常表達,更是增加了案件的承辦難度。

  好在取得嫌疑人信任后,發現她的邏輯能力和表達能力很強。梳理了基礎的案件事實后,我認為這起案件確確實實夠不上虛假訴訟罪。針對對可能無罪的案件,我又想到了大數據。經過搜集、整理,唐山市近五年法院只作出了3例虛假訴訟罪的判例。但是全部在偵查階段決定取保候審了,2個案例最終免除刑事處罰!重要的是,3個案例從表面上看情節均比本案更為嚴重。這個數據雖然不夠“大”,但是卻極大的增強了我的信心。經過數據的分析整理、與檢察官的溝通等等,檢察院最終決定不予批準逮捕,嫌疑人成功的取保候審了,“救援”又一次成功了!

  大數據模型搭建是關鍵,快速反應是重點

  想要有效的運用大數據的關鍵在于:比較分析承辦案件核心事實與檢索既有案例相關核心事實的區別與聯系,找到有利于承辦案件的裁判依據和相關事實。即大數據模型的搭建。

  如果把前期基礎工作比作抓手,那么只有這個抓手扎實、全面、細致,才能抓取出來哪些事實是能夠影響定罪和量刑,哪些事實是能夠影響取保候審……這樣才能從海量數據中獲取你所需要的內容。兩者的有機結合就搭建起了“救援”的大數據模型。

  想要成功的運用大數據,要趕在司法機關作出決定前將有效信息呈現給具體的承辦警官和檢察官,即快速反應是重點。但是大數據通常是在海量的(唐山虛假訴訟罪案囿于罪名是新罪名,案例較少,是特例)案例中搜索,所以工作量巨大。搜集到以后還要對案件事實分析、對裁判依據分析、對判決傾向性初步分析,這些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求必須快速反應(特別是Day31-Day37),就必須有強大的團隊支撐!即要求承辦律師同時具備迅速的檢索能力和全面的統籌能力。因此,可以說完善的刑辯團隊是有效大數據辯護的基石,從這個角度講選擇一個有能力、有擔當的刑辯團隊就是“人和”保障吧。

  執果尋因,確實地影響到辦案人員的思路才是核心

  囿于刑事訴訟的流程特征,才有了執果尋因的逆向思維。利用大數據為“37天黃金救援期”提供支持的核心點其實和刑辯律師常規工作的核心點是一致的,即切實地影響到辦案人員的思路,讓辦案人員的思路決定嫌疑人的出路。

  美國著名律師艾倫·德肖薇茨說過,“只要我決定受理這個案子,擺在事實面前的就只有一個日程,打贏這場官司。”我認為:“挖空心思、窮盡方法,維護當事人合法利益,早日把當事人“救出來”才是辯護人最大的正義。”

  李靖宇律師 于北京東暖閣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